隆安县陆世长案,广西有哪49个县市

本文目录

• 1.广西有哪49个县市
• 2.古代诗人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
• 3.五柳先生是一个什麽样的人物
• 4.张恭庆的精彩轶事视频

广西有哪49个县市

有
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宾阳县、横县、鹿寨县、柳城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阳朔县、灵川县、全州县、平乐县、兴安县、灌阳县、荔浦县、资源县、永福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恭城瑶族自治县 、苍梧县、蒙山县、藤县、合浦县、上思县、灵山县、浦北县、平南县、容县、陆川县、博白县、兴业县、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县、德保县、那坡县、凌云县。
乐业县、田林县、西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昭平县、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象州县、武宣县、忻城县、金秀瑶族自治县、扶绥县、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天等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首府南宁市，位于中国华南地区，东经104°28′～112°04′，北纬20°54′～26°23′之间，东连广东，南临北部湾并与海南隔海相望，西与云南毗邻，东北接湖南，西北靠贵州，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广西行政区域土地面积23.76万平方千米，管辖北部湾海域面积约4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全长1628.6千米。[1][2][105]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常住人口5037万人[109]。
广西地处中国地势第二台阶中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两广丘陵西部；主要分布有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类型地貌，中部和南部多丘陵平地，呈盆地状，有“广西盆地”之称，平原、台地面积达5.55万平方千米。[105][112]世居民族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其中壮族占全区常住人口的31.4%[106]。
八桂文化是广西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113]。广西是中国唯一临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口。[1]西部陆海新通道、北部湾城市群、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地跨广西、广东、海南三省区，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格局和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具有独特地位。

古代诗人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

以下这些诗人能保持高洁的品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1、屈原 —— 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

2、陶渊明 ——“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

3、王维 ——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4、李白 ——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5、苏轼 —— “明朝挂返去，沧海寄余生”。

关于屈原的知识：

他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五柳先生是一个什麽样的人物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桃花源记》周新国先生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4]据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的《武陵藏珍》考证：“武陵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魏晋以后，武陵郡辖沅水流域诸县。”“武陵郡”自汉高祖二年（前205）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历时963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隋唐）朗州、（北宋）鼎州、（南宋）常德府、（元朝）常德路、（明清）常德府。“武陵县”自隋开皇九年（589）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晋湖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不过，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习惯地泛称“武陵”。参考资料：***/view/7622.htm

张恭庆的精彩轶事视频

1936年，张恭庆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晚清主张爱国抗战、改革弊政的“清流党”主将张佩纶，父亲张子美精通中英文学、历史和经济，曾用乐府诗体翻译英文古体诗，而其堂姑则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才女作家张爱玲。
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张恭庆自幼便在骨子里透着祖辈的学养、气节和天资。初中时，父亲引导张恭庆读古典文学，但他对此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学校里的每一门课他都非常喜欢，逛书店则成了他课余时间最大的乐趣。
高中二年级时，他在书店看到了一期面向中学数学教师发行的数学刊物《数学通报》，这份刊物每期设有“问题解答栏”，给出五道数学难题向读者征集答案，过段时间会把做对题目的人名刊登出来。
张恭庆迷上了这项颇具挑战性的解难题活动，在《数学通报》公布的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心中充满成就感。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赵宪初发现了张恭庆的数学才能，积极鼓励他报考数学系。
1954年，张恭庆考入大师云集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从此畅游在数学海洋。入学不久，学校提出要“因材施教”并组织起不同方向的科学小组，他被安排到程民德先生门下，专攻“数学分析”。凭借勤奋和天资，张恭庆很快显露锋芒，第一学期，他就写出了用双边有理数序列建立实数概念的读书报告，第二学期又给出了不用测度理论的黎曼可积性充要条件的初等证明。
然而，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中断了张恭庆的数学求索路。他成了“白专典型”，而他所从事的纯粹数学被认为是脱离实际、无用的“伪科学”。
他很想为国家做点事情，跑去工厂询问有没有可能用到数学的地方，然而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许正因如此，张恭庆此后对数学的应用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 1959年从北大毕业时，“白专典型”张恭庆本已做作好了去艰苦地方工作的思想准备，没想到，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留校名单上，学校明确告诉他：“你的任务就是搞教学。”在超常的教学负担和政治高压下，他很难有时间去系统地读书、作研究。
张恭庆并没有因此磨灭对数学的信念。他坚信“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数学研究的成果对人类是有贡献的。不仅如此，他还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数学有用”。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数学的悟性，张恭庆抓住一切机会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1975年，他协助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解决受控热核装置中磁面平衡的计算问题；1976年，他到华北油田了解到石油勘探中有底水淹没油井出现的“水锥问题”。
他发现这两个问题与一大类自由边界问题都可以抽象为“带间断非线性项的偏微分方程”，为了解决其中的理论和计算问题，他将其化归为寻求一类集值映射的不动点问题，与人合作发展了集值映射的拓扑度理论。此后，他又从变分学的角度出发，针对这类问题发展了“不可微泛函的临界点理论”。
这两个理论成为“带间断非线性项的偏微方程理论”的泛函分析支柱，因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获得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至今还为各国数学家广泛引用。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张恭庆抽象出更高层次的数学理论，迈出了他在数学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当中国数学界从十年浩劫的噩梦中醒来时，世界数学研究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为了填补学术真空，1978年，张恭庆作为我国“文革”后第一批访问学者前往美国，经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介绍到纽约柯朗数学研究所进修。
在美国的一次学术报告中，张恭庆介绍了出国前为解决几个实际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数学理论，因为问题既有应用背景又有独特的处理方法，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受邀到美国、加拿大的10余所大学作报告。但张恭庆并不满足于此，他决心充分利用柯朗研究中心的优越条件向数学研究的主流方向迈进。
张恭庆抓住了非线性分析中的临界点理论正在兴起的时机，成功将莫尔斯（morse）理论应用到了渐近线性方程的多重解问题。他的论文被推荐到极具影响力的《纯粹与应用数学通讯》发表，这是莫尔斯理论在非线性微分方程中崭新应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张恭庆的成名之作。 陈省身教授介绍他留学
1978年出国前，北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张恭庆已在数学领域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张恭庆回忆说：“‘文革’期间的中国很闭塞，学术水平离国际前沿很远。然而出于对数学的热爱，我常常利用夜深人静时读书。在生产中遇到实际问题，也都力图从数学理论上把它弄清楚，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曾发表过几篇有应用背景的数学研究论文。”
尼克松访华后，陆续有国外教授来华讲学，只要有可能，张恭庆都找机会去听，了解学术发展动态。1977年，学校恢复正常秩序。1978年5月，张恭庆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随即被学校遴选赴美学习。
北大数学系的老一辈数学家与在美国的陈省身教授有深厚的友谊，纷纷向陈教授介绍姜伯驹与张恭庆的情况，请他帮助联系去美国进修的学校。陈省身教授知道张恭庆的兴趣在偏微分方程，便把他介绍给柯朗 （Courant）数学研究所的尼伦伯格（Nirenberg）教授。柯朗数学研究所是当时这个领域的世界中心，尼伦伯格教授正是这个方向的学术权威。他来华讲学时张恭庆参加过与他的座谈。不久，张恭庆收到了尼伦伯格教授发来的邀请函。他赶紧补习英语，做好出国准备。
在美学术成就引人注目
与其他赴美访问学者不同，张恭庆没有在华盛顿参加英语培训。在华盛顿中国联络处度过1979年元旦后，他只身前往位于纽约的柯朗数学研究所。3个月后，第一批公派访问学者中的应隆安、王靖华也来到同一个研究所，他们合住该所提供的同一套公寓。
张恭庆说：“尽管我们在生活上、语言上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大家相互帮助，互谦互让，友好相处。尤其是大家认识到作为第一批公派访问学者责任重大，不但在与人交往中特别注意中国人的形象，而且在学业上也都非常刻苦努力。”
张恭庆回忆说，做访问学者期间，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听课、听讲座、上讨论班。“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每天都干到半夜。”
熟悉环境以后，张恭庆在柯朗研究所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内容是出国以前为了解决几个实际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数学理论。因为问题有应用背景，处理方法也有特色，引起了同行的注意。1979年夏天，在加州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尼伦伯格教授在大会报告中专门介绍了张恭庆的这项研究。会后，张恭庆受到美国、加拿大10多所大学邀请去作学术报告。
但张恭庆并不满足于此，他决心充分利用这个研究中心的优越条件向数学研究的主流方向迈进。那时非线性分析中的一个新的方向——“拓扑变分方法”正在兴起，张恭庆积极投入研究，取得了突破，许多后续工作也由此引发了出来。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Wisconsin Madison）的数学研究中心重点发展非线性分析，集中了一批年富力强、很有成就的学者，每年还有世界各地很有实力的同行专家到此工作。第二年张恭庆被邀请到该中心去访问研究1年。在美国两年，他的研究工作别开生面，在同行中已有名气。归国前他受法、德、意、瑞士等国同行邀请，到欧洲去讲学3个月。
对首次留学怀感恩之心
学术上硕果累累的张恭庆对留学经历深怀感恩之心。他说：“派遣留学生是改革开放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我个人而言，留学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学术命运，使我们走出落后封闭的学术环境来到世界学术中心，学到了本领，施展了才能，增强了信心。”
张恭庆说：“30多年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造就了一大批中华精英和建设人才。这些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1981年，张恭庆结束在国外的访问研究回到北京大学数学系，此后致力于在国内创建“非线性分析”的研究队伍，他的不少学生和同事现已成为出色的数学家。
“数学到了空前未有的辉煌发展时期。”回国后，张恭庆为我国的数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服务、指导和引领作用。过去，在我国工业、农业、金融、管理和国防等领域，数学的应用并不广泛，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数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成为张恭庆最为关心的问题，他说：“看到数学有各种应用，我也感到很受鼓舞。”
而对于数学的价值所在，张恭庆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数学成为高新技术的内核、探求新知识的先导、人类理性文化的核心、人类智慧的宝藏和创新的源泉……”
沉醉其间半世纪，数学已经不再单纯是张恭庆为之奋斗、求索的事业选择，更是他为人、为师、为友的一种精神追求。
上世纪80年代末，张恭庆的一位学生在其毕业论文的致谢部分仅写下了短短的这样一句话：“感谢我的导师张恭庆教授对我的研究选题感兴趣并给予支持。”在很多同学看来，这样的致谢有点不可思议，似有对导师的不敬之意。但张恭庆说，这位学生的致谢“非常确切”，在数学这个行当中，讲究的就是精确和直觉。 “大家公认陈省身先生是一位完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日前到南开大学吊唁相交多年的师长、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接受采访时，眼含热泪地说。
张恭庆说，与陈省身20余年的交往让自己受惠终生。1978年底，我国派遣首批50位学者出国进修，张恭庆和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姜伯驹是仅有的两位数学界代表。正是由于陈省身的帮助，他们得以入选。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陈省身分别致信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向两校最好的数学教授力荐这两位中国人。而其余人尚未确定去向。
“陈先生作了周密安排，他对我们的帮助根本讲不完。”张恭庆孤身赴美后，人生地不熟，徘徊在纽约火车站。陈省身非常细心，特别嘱托洛克菲勒大学的逻辑学家王浩教授去车站，将张恭庆接回家住了一周。此前，张恭庆根本不曾想过会与陈先生有交往，虽然听说他极为谦和，对后辈十分关心，却不曾料到自己能获得陈的举荐。他说，陈省身是他所接触的第一位伟大的数学家。1972年，他曾听过陈在国内的演讲，为他的学问所折服。陈是名满天下的大数学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只能远远地看着先生，心中充满了景仰”。
1983年，陈省身邀请张恭庆到其主持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工作。二人交往渐多、了解愈深。张恭庆对陈省身越来越钦佩：“陈先生的伟大成就自然不必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为人。”“大家由衷地敬重陈先生，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为人谦和，却非常自尊、自信，为中国人自豪，具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很多国外数学家都高度尊敬他，将他当作家中长者。他与这些人在一起完全应付自如。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张恭庆还记得当年陈省身把身旁所有念数学的中国人请来吃饭，给他们以鼓励。
在张恭庆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数学之所以比其他学科进步更快，陈省身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在国内科学界还处于封闭状态时，陈省身多次回国讲学，大家最早从他那里接触到阿蒂雅—辛格定理等数学前沿课题。改革开放后，陈省身看到了中国科学的春天，回国次数更频繁、时间更长了。“陈先生反对科学界的闭塞，他主张开放。在开放之后，他又鼓励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张恭庆认为，陈省身做过的几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连续7年发起召开的“双微”会议，使微分方程与微分几何在中国得到了巨大发展，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表现最好的就在这两个领域；创立南开数学研究所，举办学术年，培养了大批年轻人；“陈省身项目”选拔了大批国内优秀人才出国深造；首创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在陈省身的领导下，国内数学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时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的张恭庆回忆说，大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陈省身的支持。他说，陈省身既是倡议者，又是推动者，还是顾问，充当了幕后英雄。大会申办之初，张恭庆等去寻求各国数学家们的支持。这些数学家第一句话往往是：“陈省身教授是什么态度？”当被告知陈先生的意见后，他们纷纷表态支持中国。在大会筹办中遇到任何难题，人们都会立即打电话向陈省身求助。由陈省身出面联系各国数学界的领军人物，解决问题。张恭庆感激地说：“陈先生在幕后所做的大量工作，虽然在他的传记里找不到，但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张恭庆最后一次见到陈省身是在今年11月中旬。陈先生打电话对张恭庆说：“你好久没来了。”张立即赶到南开大学看望，住在陈先生的寓所宁园。两个人在一起谈的话题很广，但大都跟数学有关系。
张恭庆说，令人欣慰的是陈省身的事业后继有人。通过南开数学所的创办，陈省身为国内引进了办数学所的国际模式。他借鉴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的建所经验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成功做法，坚持开放办学，举办学术年，把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请进国门开展交流，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树立了一个榜样。
陈省身讲过的一句话让张恭庆终身铭记。有一天，张恭庆郑重地对陈省身说：“我对您的为人非常佩服，想先跟您学习怎么做人。”陈省身回答道：“我没有什么，我只是整个人完全贡献给了数学。”张恭庆说，陈先生确确实实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数学。他一生都致力于培养数学人才，尤其是中国的数学人才，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 张佩纶信札和手稿本世纪初就有人愿以1千万元起拍价承接拍卖，时至今日，其市场价格之高更是难以想见。而令人感佩的是，张氏兄妹将这批珍贵的信札手稿，全部无偿地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昨天上午，记者在宾馆专访了张恭庆、张恭慈兄弟。
没有账目的捐赠
张恭庆告诉记者，其父张子美先生在去世前就嘱咐兄弟俩，要仔细保管、妥善处理这批信札手稿。今年，张恭庆年近八旬，弟弟恭慈也年逾古稀，兄弟俩一直惦记着为这批材料找个好归宿。张恭庆携家人参观福建师范大学（其前身由另一位晚清重臣、张恭庆的外公陈宝琛始创）时，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块额匾，上面写着“藏书于私，不如藏书于公。”由此激发了张恭庆的捐赠念想。
回去后，张恭庆和弟弟张恭慈经过认真讨论达成共识，又得到胞妹张怡的同意，太太和弟媳也支持“无偿捐赠”这一倡议。于是，张恭庆和胞弟胞妹自然而然地想到，将家藏张佩纶信札和手稿悉数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而选择落户上图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父亲曾在上世纪80年代向上图捐赠过古籍善本。
这次捐赠的珍贵文献近300册，而捐赠前，张氏兄妹并未清点信札和手稿的确切数量，因为他们信任上海图书馆。这些材料本用7只大型樟木箱存储，经过上海图书馆编目，残简断篇皆著录无遗，光目录条就印了29张A4纸。上图副馆长周德明说，之所以将捐赠仪式延后至今，就是忙于清点整理这批捐赠物，上图生怕辜负捐赠人的信任。
历经磨难的文献
这批信札手稿和古籍能躲过战乱，是修史者之福。张恭庆记得，小时候家中有满墙的书，但古籍和手稿则是秘密安放的。抗战时期，父亲张子美不与日寇合作，在银行当职员，大户人家也常揭不开锅，但从没有动过卖这批古籍的念头。“父亲极为珍视这些宝贝，我们甚至没有在家里见过那批上世纪80年代捐赠给上图的古籍，也没见过这些手稿信札。”
而后，这批信札手稿也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浩劫，在抄家后被统一储藏。“文革”结束后，张家以私人通信的名义完整地取回了这批物资。除古籍被捐赠外，张恭慈和太太江融冰常年照料手稿信札，一直保存完好。只有在晒书往书里夹入防蠹页时，恭慈夫妇才会瞄上几眼。“有些信我们也看不明白。”近年来，有人在夫妇周围吹风，说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张恭庆和张恭慈始终没有动摇过。
整理有序的手稿
张恭庆介绍说，4800通、100余册信件整理有序，不仅有张佩纶收到的信件，还留下了他邮寄出去的信件，这让史料有了连贯性，极具考证价值。这要归功于张佩纶之子、祖父张志潜先生的精心收集装裱，他甚至从通信对象那里回购了张佩纶邮寄出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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