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良诚军衔,冯玉祥的部下

本文目录

• 1.冯玉祥的部下
• 2.抗战时期投降日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 3.国民党将领高树勋
• 4.淮海战役谁指挥

冯玉祥的部下

据统计，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国府高级将领屈膝投降日伪。如果按照其出身的政治集团划分，西北军的汉奸将领最多，达46人，西北军的汉奸将领中名将众多，如门致中、石友三、郝鹏举、公秉藩、孙良诚、孙玉田、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等。

抗战时期投降日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国民党将领高树勋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可耻地撕毁早前与我党签订的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悍然对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再次发起全面进攻，枉顾此前与我党的和谈协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反击，开始了壮烈而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拥有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先进的武器装备，海陆空三军齐全，反观我解放军别说是飞机、坦克，连重炮都很少。在装备上，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差很是悬殊。

然而，我人民解放军打仗从来都不依赖于什么先进的武器装备，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我军“小米加步枪”照样打赢了“飞机加坦克”的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可是此时国民党军中的多数将领早已堕落，不知保家卫国，只知争权夺利；不知排兵布阵，只知相互倾轧；不知黎民疾苦，只知贪图享乐，可以说此时的国民党军已是烂到骨髓里了。

国民党军“私而忘公，已无必死之心”，而我人民解放军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可以大公无私，可以团结一心，可以悍不畏死。国民党军没有信念，我军却有，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何有远超我军的武器装备，最后却还是输给我军的最根本原因。

国民党军内部只知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这就让国民党军中少数仍心怀国家和人民的爱国将领十分失望。最后，这些爱国将领为了心中的理想，多数选择加入我军，一同对抗早已烂透的国民党反动派。

提起国民党军阵前起义的将领，我们经常提及的就是傅作义、陈明仁、董其武等起义将领，他们的起义都为我党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好比傅作义，他的阵前起义，使北京得以和平解放，让五朝故都北京及其故宫、天坛等珍贵 历史 建筑得以得到完好地保存，200万北京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祸。

当然，说起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除了傅作义、董其武等人，则必然得提起一位起义将领， 那就是自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军中第一个起义反蒋的高级将领高树勋 。

1945年10月30日，正当国民党军以“受降”的名义，抢占全国战略要地，进攻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时，时任 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突然在 邯郸马头镇宣布起义，这就是“邯郸起义”。

“邯郸起义”开创了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先例，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45年11月13日，高树勋经由邓小平担任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01年10月19日，高树勋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一个贫穷家庭。高树勋有兄弟姐妹7人，家中生活都靠父亲高步午一人养活，因此这让高家的生活是举步维艰，最后逼得只能是廉价卖出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来暂时维持家中生计。

卖田得来的钱，只能是暂时帮助高家度过一个难关。当这个钱用完后，高步午只能是靠租种大户的田地来维持家中生计。

但是，高家的生活虽艰辛，可最初在高步午的坚持下，高树勋并没有失去读书识字的机会。1906年，高树勋8岁时，被父亲高步午送入私塾读书。

在私塾读书期间，天资聪慧的高树勋，特别喜欢读书，学习也很是刻苦，他每天从私塾回来后，都会主动地将每日所学的功课再复习一遍，因此他的学习很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高步午对高树勋这个聪明的儿子也是充满着希望，每当家里来了客人，高步午总是用手拍着高树勋对客人说：“我们一家，今后就全指望我这个孩子啦。”。

然而，随着高家的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高树勋在私塾断断续续地读了四年书后，终于还是在1912年秋天被迫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学堂，收拾好笔墨纸砚，回家扛起锄头与自己的父亲、兄弟姐妹在田间辛勤劳作，为家中的生计而努力着。

时间转瞬即逝，来到1914年，这时高树勋16岁。为了养家糊口，小小年纪的他毅然背起行李，前往天津投奔姐夫李银桥，希望他能给自己找一份糊口的工作。

然而，李银桥只是一个在金刚桥上卖烟卷的，自己都顾不来，又怎有余力去帮小舅子呢。因此，来到天津没多久，见姐夫也是有心无力，高树勋就辞别了姐夫一家，往北京奔去。

到北京后，在同乡的帮助下，高树勋找到一份在血料厂里推石磨，加工血料的工作，这才勉强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不过，这份工作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且高树勋还小，体力也跟不上，所以，不久高树勋就又辞去这个工作，找了一份包吃的杂货店工作，当学徒。

但是，杂货店的工作还是不能让高树勋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此时还没等高树勋自己能养活自己，他家里的生活却开始举步维艰起来。不久，高树勋的家中寄来了一份信，信中写道： “家里的生活有些困难，最好找一份管吃管穿的工作，这样能往家里寄点钱贴补家用。”。

看完信后，高树勋明白自己还是得另谋出路，找一份真正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可是世道艰难，战乱四起，别说是找一份能养家的工作，就是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都难，因此这让高树勋困惑许久。

此时，高树勋每天都在思考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突然有一天，高树勋想到自己有一个舅舅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当军医，又想起现在这个世道，要想有一个包吃包住，又能养家糊口，又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的工作，除了当兵，恐怕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于是，经过慎重的考虑，高树勋决定去四川绵阳投奔自己的舅舅。来到绵阳后，在舅舅的帮助下，高树勋顺利在军中补了空名，成为16混成旅一团三连一个小小列兵。

当兵后，高树勋每月都有六块大洋的军饷，因为当兵包吃包住，他不需要花什么钱，所以高树勋每隔三个月就会把十八块大洋寄往家里，在这些钱的帮助下，高树勋家中生活才算是有了一丝的好转。

因为高树勋小时候读过几年的私塾，粗通文墨，所以每逢其他战士要写信回家报平安时，他们都会找高树勋帮忙写家信，每次高树勋都会欣然帮忙，不会拒绝，因此他在16混成旅一团的人缘极好，一团士兵都亲切地称他是“小书生”。

1917年6月14日，张勋趁府院相争之际，率辫子军在北京拥立宣统溥仪复辟，一时间全国哗然。不久，段祺瑞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发表讨伐张勋檄文，冯玉祥率第16混成旅官兵响应讨逆，高树勋随之加入讨逆大军，讨伐张勋。

战后，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冯玉祥看重，升为贴身保护冯玉祥的手枪连班长。

1918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大旗，反对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 。为打败孙中山的护法军，段祺瑞命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赶赴福建，与护法军作战。此时，冯玉样拒不接受段祺瑞命令，在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见冯玉祥居然敢违抗自己的命令，并私自发表议和通电，段祺瑞是恼羞成怒，下令免去冯玉祥16混成旅旅长职务。然而，没过多久，因局势对段祺瑞越来越不利，为缓和局势，段祺瑞只得向冯玉祥低头，约他来汉口谈一谈，冯玉祥对段祺瑞的邀约也欣然应允。

在冯玉祥前往汉口与段祺瑞谈判时，负责保护冯玉祥安全的就是高树勋的那个手枪班。在冯、段两人会谈时，为保护冯玉祥的安全，高树勋是枪不离手，手指始终是压着扳机，处于随时可以开火的阶段。最终，高树勋的严密保护，让冯玉祥得以平安归来。

汉口归来后，鉴于高树勋的出色表现，冯玉祥开始有意地培养他，想让他在今后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不久，冯玉祥就将他送到了学兵营学习，系统化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等军事知识。

在校学习期间，学习刻苦的高树勋努力学习各种军事知识，最终以每科全优且名列前茅的成绩，顺利从学兵营毕业。毕业后，高树勋被委任为机枪营司务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在冯玉祥转战河南洛阳之际，率军绕道北京万寿山，长途奔袭到长辛店，并很快击败了在此驻守的奉军。凭借着此战的胜利，高树勋升至营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再立新功，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

次年8月，高树勋升任团长。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北伐。

北伐岁月，英勇无畏的高树勋屡立战功，职务因此也是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成为国民革命军第12师师长兼青海省代省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宣布下野，西北军被迫接受蒋介石的改编，高树勋12师因此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27师，高树勋仍担任师长职务。

1931年初，高树勋的27师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第二次“围剿”苏区。

在此期间，高树勋被我党强悍的战斗力和为国为民的革命理念所深深折服，他感受到“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此，自此之后本就有救国救民理想的高树勋，他就不再愿与我军交战。

同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时高树勋响应我党“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的号召，以部队休整为由脱离“围剿”战场，拒绝参加第三次“围剿”，不愿再参加内战。对于高树勋的请求，蒋介石坚决不肯，高树勋一气之下，便以养病为由跑到庐山，借此躲开与我军的交战。

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发生，让高树勋是更加不愿意率军与我军作战，为了彻底避免与我军的交战，他索性就不告而别，放弃手中的兵权，躲回天津的家中。

当然，高树勋只是不想与我军交战，但是一旦要跟日寇交战，高树勋没有一丝退却之心。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就第一时间响应，倾尽家产，购买了枪支弹药，赶往张家口，并被冯玉祥任命为骑兵师长，与其一同抗击日寇。

1936年，高树勋又在宋哲元的邀请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次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树勋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师长，举起抗日义旗与日寇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与我党进行密切的合作，为国共合作抗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早在1938年，高树勋就与我军有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当时，我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应高树勋要求，派遣钟辉（1955年授少将）、杨志雅（原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两位同志前往高树勋部工作。

临行前，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同钟辉、杨志雅这样说道：

钟、杨来到高树勋部后，高树勋十分高兴，在经过简短的交谈后，就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 “等杨先生休息好，派人把他送到一旅旅长张翰泉那里去。钟先生就留在我身边做事，给钟先生上校军衔。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要尊重他们，他们要做什么要给予方便。”。

此后，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加入到了高树勋的队伍中，在他们的建议下，高树勋下令在本部组建了政治部，并交由钟辉和杨志雅负责。随后，高树勋大力支持我党在其所属的部队中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并大力推动全军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著作。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中高树勋始终坚定自己的民族立场，任凭日寇怎么威逼利诱，高树勋都不屈服，不当汉奸，并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的行为。为了国家和人民，高树勋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除掉了暗中投靠日寇的汉奸石友三，一时传为佳话。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我军惨重的打击，嫡系部队损失殆尽，为满足他心中的私欲，他居然不顾民族大义，暗中投靠了日寇，并准备拉拢高树勋与日寇一同对付我军。

这时，高树勋坚决表示：“汉奸决不能当，要给儿孙后代留后路” ，他不愿意做汉奸，也不想看到别人做汉奸去做出危害中华民族的事情，所以当高树勋知道石友三做了汉奸后，是毅然决定将其除掉。

12月1日，高树勋与孙良诚密谋，以邀请开会的名义，将石友三诓骗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而后在会议途中将石友三控制。当天夜里，高树勋就命士兵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将其活埋于黄河（支流金堤河）岸边。

1945年，中华民族在英勇奋战、悍不畏死的军民的共同奋战下，终于战胜了日寇，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更多的胜利果实，悍然撕毁与我党签订的各项和平协议，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骗局，在与我党进行谈判之际，突然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

1945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对我军发起进攻，企图抢占平津，夺取东北。高树勋被委任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率所部新8军掩护其他部队打通平汉铁路。

高树勋本就不想与我军交战，一直以来他对我党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都很是支持，他从心里是认可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才是为穷人打仗的军队，而高树勋就是穷苦出生，他明白穷人的生活是有艰难。

原本高树勋认为抗日战争已经结束，穷人的苦日子总算是到头了，可是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还要打内战，因此高树勋是从心里抵触打内战，更别说还是跟自己认可的我军打。

见蒋介石执意要发动内战，高树勋心灰意冷，也很是反感，他不想再为这些只知争权夺利，不管百姓死活的反动派打仗了，他想起义，跟随为穷人打仗的我军一起对抗国民党反动派。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我军上党战役的前线指挥部，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并向我军提供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作战战略及军事情报。

对高树勋的举动，刘、邓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和我党联系，并表示高树勋有任何需要，我党都会予以适当援助。

然而，由于高树勋的家人在徐州，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监视着，所以高树勋并不敢立即发动起义。我党也明白高树勋的处境，竭尽全力救出高树勋在徐州的家人。

10月28日，在张爱萍将军的紧急部署下，高夫人等被安全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随着家人的平安到来，高树勋终于下定决心，发动起义。

高树勋的突然起义，让国民党反动派瞬间方寸大乱，丧失了固守的信心，最终我军赢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关于改编问题，11月4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经过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的慎重决议，起义部队改称为“民主建国军”。

同日，高树勋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

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宣布成立，高树勋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任总政治部主任。

11月13日，邓小平作为高树勋的入党介绍人，介绍高树勋入党，就这样高树勋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

1955年，高树勋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高树勋出身贫苦，前半生坎坷曲折，喜欢读书，却因为家境贫穷被迫辍学，之后小小年纪为家中生计远离故土，异乡奔波，是推过磨，当过学徒，什么苦都吃过。为了能贴补日渐难以为继的家中生活，毅然选择了当兵，而后便是半生戎马生涯。

然而，无论之前的道路有多坎坷，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始终拥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有着坚定的民族立场，不受任何人威逼利诱，只为国为民着想。正是因为高树勋有着这样的坚强信念，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淮海战役谁指挥

淮海战役中涌现了无数英雄，在我亲身经历的追堵孙良诚部的战斗中，有一位英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为了完成任务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而这位英雄却从不为人所知。他就是江淮军区独立团二营六连副连长董继民。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当时我任江淮军区独立团团参谋长兼二营营长。我接受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是堵住孙良诚逃往徐州。

提起孙良诚，淮北人民对他并不陌生。孙良诚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七军军长，驻扎在宿迁。孙号称八个团，实际上经常活动的只有四个团。我们的部队与他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年多前我淮支重返淮北的那天起，孙良诚就不断地纠缠我们。但他既不敢强攻，也不放弃对我们的骚扰和追击。虽说他在我们淮支身上并没占到什么大便宜，但牵制了我们部队不少精力和时间。战士们提起孙良诚的疲劳战术就恨得咬牙切齿，早想与他大干一场。

1948年11月12日早晨，独立团驻扎在睢宁县西南大庄一带待命，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令我率二营轻装急行军奔赴睢宁县城截住正逃往双沟(敌占区)的孙良诚部，要不惜代价完成任务。

二营受命后，早饭未吃完，半小时内就集合队员，副连长董继民同志则带领着六连早已出发了。在不久前的一个战斗中，董继民曾负了伤，此时，刚伤愈归队不久。我们的骑兵侦察员早已驰向睢城方向。经过3个小时的急行军抵达朱集朱楼以南，这时，遇到我团的侦察骑兵报称：孙的先头部队已出了睢城，正沿公路而逃。当时我考虑到在睢城附近截住敌人已经不可能了，便当即命令二营直插大王集方向。从地图上推算，敌我行程差不多，凭一向有飞毛腿之称的六连必定可以赶在敌人前面，截住逃往双沟的敌人。时间是决定战斗胜败的关键。

下午3点钟，终于在距敌占区20里处的大小王集，六连追上了敌人，并赶在了敌人之前。大王集西边的一片坟地，中间长着几棵光秃秃的小树，附近还有一条狭窄的小河，地形比较理想。董连长立即指挥战士们构筑工事，挖掩体。阵地靠近公路，必须封锁公路，董连长又迅速安排兵力把公路封锁的严严实实，只等敌人的到来了。

有的战士的掩体还未完成，便发现铺天盖地的敌人大队人马已蜿蜒而至。此时我部队只有六连一个连的兵力，大部队还未赶到，而敌人有一个师和一个军部，整整5800余人。敌人到了大小王集，发现逃跑的道路已被我军封锁，便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我军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自古有“穷寇毋追”之说，可以想象被挡住了逃路的敌人进攻是何等的猛烈。由于敌我兵力极为悬殊，战斗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激烈。

身为一连之长的董继民深知肩上的任务重大。由于大部队还未赶到，此地离敌占区只有20里路，稍一松懈，敌人就可能逃掉，完成任务就成泡影，而此时，敌我力量悬殊，时间紧迫，二营能否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就全看六连的了。

在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董继民的左肩，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军衣。为了指挥战斗，他撑持着站起来，一手继续拿枪射向敌人，一边大声喊道：“打！打！”在他的指挥下，全连战士以猛烈的火力对敌射击，把敌人压在公路边的地沟里一时无法前进。急于逃(下转75页)(上接50页)命的敌人在绝望中猖狂了，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在打退敌人的这次进攻中，董继民又一次负伤了，但他仍坚持着不倒下去。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一定要坚持住。六连，铁打的六连，打过多少硬仗，啃过多少硬骨头，从来没有完不成任务的记录，这一次，也一定要坚持到大部队的到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满身鲜血的站起来，坚持着指挥战斗，拚命地向敌人射击。第三次负伤，董继民已生命垂危。英雄的血还能流多久！他最终还是倒下了。

这时候，二营副营长张治玲同志及时率后续部队赶到(张后来也在此次战斗中负伤)。处于弥留中的董继民竟又奇迹般地睁开眼睛，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向张营长汇报了战况及敌人兵力的部署情况，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由于董继民所率领连队的英勇作战拖住了敌人，给我军赢得了时间，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下午四点多钟，独立团大部队赶到，从西、南两面包围了敌人。下午五时许，我华野五师在师长姚运良的率领下从宿迁赶到，于黄昏前把敌人包围得如铁桶一般，此时的孙良诚可谓是插翅难逃。这样相持到夜里11点多钟，孙良诚亲自乘汽车到五师师部，要求起义，被我军断然拒绝。1948年11月13日夜11点40分，孙良诚率一○七军军部及一个师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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