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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30万被至亲母亲两次送至精神病院怎么办
生而为人，是否有呼吸的那一刻起就对不起父母。生而为人，是否只是为了延续上一代的荣光与使命。
这天，27岁的邹宜均乘坐哥哥的车去给父亲扫墓。进入墓园，还未到父亲墓前，邹宜均发现从一旁面包车中冲出7、8个男人，朝自己逼近，并抓住她的双手将手腕背到身后用手铐拷住，而哥哥，就站在自己前方，双手叉腰，冷冷看着这一切。
等邹宜均再次醒来，她发现自己被关到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房门打开，她冲出门去，却被正要进门的人在后追赶，慌不择路的邹宜均看到开着门的房间就冲了进去，遇到了一位阿姨，慌忙说道：“阿姨，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被绑架了，请问你有没有手机，借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要让他们来救我。”这位好心阿姨，连忙将手机拿给了她。
邹宜均日记内容
此时，邹宜均才知道，自己被哥哥连同母亲，送入了精神病院——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那一日，邹宜均毫无意识地到了医院后，被家人以化名“韩丽”登记入院，并被家人要求，除了其母亲、大姐、二哥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探视、会见、联系她，而且特别要求医院限制邹宜均的通讯自由。邹宜均拿到手机，打给了最好的朋友律师黄雪涛。
黄雪涛接到电话也很是吃惊，先是联系了邹宜均的家人，他们说没有这回事。黄雪涛又到医院找人，医院否认收治过这样的病人。无奈之下，黄雪涛只得报警。警察到场后，医院才承认收治邹宜均，但表示因为邹宜均家人在其入院之初的协定，不能让她会见朋友。
如此状况，警方也不好插手。没了办法的黄雪涛开始求助媒体，请求媒体曝光这件事，终于医院顶不住压力，联系邹宜均家人将其接出医院。不过，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没过多久，黄雪涛又一次联系不上邹宜均了。这一次，是中山一家精神病院，完全封闭的治疗环境，收治的都是“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以保证邹宜均难以再次轻易逃脱。邹宜均每日的生活就是吃药、打针、不听话就被电击。
不仅毫无自由，生活环境也一塌糊涂：公共厕所与公用冲凉房一起，寒冬腊月也要光着身子等待衣服。在这里，病人不可以有尊严，不可以有隐私，不可以有丝毫自由意志。邹宜均在这里煎熬了3个月，终于又抓到机会打出了电话，告诉了朋友黄雪涛。
为何至亲的家人要如此待她，难道是她真的身患严重的精神疾病？邹宜均说，是因为30万块钱。
出生在广东惠州的邹宜均，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母是中国很常见的爸爸妈妈，为孩子规划好一切，杜绝一切可能超出他们预期的道路。
大姐谈了个男朋友，父母觉得不好，于是强制分手，重选。二哥想要去北京读书，父母认为会影响未来，于是撕掉志愿，重选。邹宜均曾有个男朋友，父母看出门不当户不对，还是分手，重选。
于是，大姐、二哥，生活在深圳，做了公务员，事业顺遂，升迁有望。
邹宜均与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的合照
邹宜均年纪小，还没等父母将她安置到自己规划的轨道上，父亲患癌病重了。为了冲喜，邹宜均在母亲的安排下，急匆匆与这位符合二老标准的乘龙快婿成婚了。
只是这喜依旧没能冲散父亲的病，邹宜均结婚十几天后，父亲撒手人寰。除了料理父亲后事，邹宜均还要看护好自己婚姻的一地鸡毛。47天，这段婚姻走到尽头，原因是丈夫出轨，于是邹宜均得到30万的离婚补偿金。
这30万，没能抚平邹宜均的伤痛，反而成了她与母亲、家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
不是因为这钱的多少，而是因为邹宜均想要拿出20万，捐献给她热衷的佛教事业。这在母亲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于是这钱就攥在了母亲手中。
邹宜均想要要回这30万，母亲就对她说：“怀胎十月，你拿来孝敬我也合理啊。”邹宜均说：“我孝敬你没问题，钱你先给我，我回头再孝敬，你不能扣着我的钱让我孝敬。”
从未被子女违逆过的母亲，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作为家长的尊严被冒犯了。心中更是坚定了不能将这钱交给邹宜均的决心：“这笔钱要是放在她手里，她有毛有翼了，更糟糕。天知道她被谁下了咒，搞什么宗教信仰，风险太大，我绝对不赞成。”
再加上父亲生前最喜欢小女儿邹宜均，去世时就邹宜均未来仍未有着落，于是将在深圳的一套价值150万的房子留给了她，这一举动让家中唯一的男孩——邹宜均的二哥，心生不满。母亲与大姐，同样心生芥蒂。
而邹宜均想要投身佛教事业，开斋堂、捐善款、办素食店，这些都需要钱，便以自杀相要挟，想要跟母亲要回那笔钱。所以，家人觉得邹宜均疯了。于是就发生了前文中这一幕幕。
邹宜均再次从精神病院出来，朋友黄雪涛跟她说，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于是思虑再三，邹宜均将母亲、二哥以及两家精神病院告上法庭。
为了平复这一系列的惨痛经历，邹宜均2007年在湖北落发出家，法号果实。一边离开家庭，青灯古佛安静生活，一边等待诉讼结果。
这一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之后更是成为2009年司法考试中的经典案例《"邹宜均案"引思考:每个人都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
案件聚焦几个关键问题：邹宜均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家人行为是否源于邹宜均获得的30万元赔偿金；邹宜均被强制送医的过程中，是否被注射药物，强制抓人的人是谁，有无资质。这些问题，坐在被告席上的邹宜均家人与医院都没能给出清楚的解释和答案。
2009年3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邹宜均只要求了1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同时要求被告三方赔礼道歉，消除因强行送其进入精神病院给她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被家人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事情，邹宜均不是第一个，上海的陈立案、广州的何锦荣案、西安的纪术茂案、昆明的段嘉和案、南京的吴翔案、北京的喻家声案……这其中有亿万富翁，有机关领导，甚至有位精神病医生，他们被送入精神病院，不是因为自己身患重疾，而是因为自己与家人或者单位领导意见相左、矛盾重重。
邹宜均的事件，再次将精神卫生制度，展露到大家面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1年6月公布草案，在2012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2013年5月正式实施。即便是精神病人，社会和法律也应该保证他们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受侵犯。
只是，再周密的法律，也无法隔绝来自内部的攻击。回顾邹宜均的事件，以及诸多与此类似的案件，将他们送入囚牢的都是至亲的家人和最密切的朋友，这些人没能成为护佑他们的盾牌，反而成为伤他们最深的匕首。
中国的家庭，有礼义仁孝，有家和万事兴，却为何总容不下个性和自由。必须要乖的孩子，绝对权威的父母，管教出来的一生顺遂，真的是我们生而为人所追求的一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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